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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企业家》特稿:中国为何没有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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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东方企业家》杂志授权转载,对其内容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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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邹瑞霞 来源:《东方企业家》

慈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第三种有效途径,慈善是调节两极分化的利器。

曾经有人问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挣钱 与把钱捐出去,哪一个更带给你责任感上的挑战?”盖茨的回答是:“挣钱与捐钱都是很大的责任,也同样让人享受。

缺乏正确的财富观和慈善体系,是中国富人无法变成慈善家的根本原因。

慈善对于家族财富的意义,显然不仅仅是责任与享受。近百年来,慈善不仅使无数家族在历史上留下了显赫名声,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良性的剧变。这体现了家族慈善的重要价值:实现家族的永续传承,以及扩大家族的社会影响力。

这就是现实,在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财富分配之後,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基尼系数超过4%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和财富集中度上升,两极分化严重。

用慈善保护家族财富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们寄希望于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以及减少低收入人群的税收来实现更为平均的财富分配。不过,这将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斗。事实上,社会财富的分配还有第三种有效途径,那就是慈善,慈善是调节两极分化的利器。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就曾说:“捐款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借此建立一种慈善新模式,促进更多当代企业家参与慈善,并希望人人参与慈善,缓解贫富分化矛盾。”

谈及慈善对于保护家族财富的作用,就不得不谈到遗产税。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有钱人如是,穷人亦是如此。我们从《辞海》等典籍对慈善的解释就能看出端倪。《辞海》和《现代汉语大辞典》上没有“慈善家”这个词条,有一个词条叫“慈善事业”,意思是从同情、怜悯、宗教信仰出发,以金钱和物品相助或提供一些其他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隆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好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在争议。

多数欧美国家,都对慈善活动规定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这些国家都征收遗产税,亿万家产想要传给子孙,征过一次遗产税,通常就要缩水一半以上。主要以企业股权形式存在的遗产,就更经不起这样的分割与折腾。在这些国家中,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子。

然而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慈善基金会”条目的释义是:“一种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由捐赠人提供财产、并由它自己的职员进行管理,以其收入服务于对社会有益的目的。”

美国遗产税首次开征于1797年,但作为一项正式税收制度被固定下来,是1916 年。

为什麽对于慈善,中外的认识如此大相径庭?这种状态与中国传统的财富观和慈善文化密不可分,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财富观最终决定了我们的慈善观。

经历了19 世纪的工业大发展,那些大工业巨头们乘自由市场经济之风扶摇直上,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出现欧洲国家那种世袭的贵族,对待富人遗产一直比较苛刻,不到1万美元就开始起征,而且税率很高。

仇富的怨念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以及重农轻商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社会更重“义”而非“利”,老百姓总是用“为富不仁”来约束那些富人,这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的“罪富文化”。当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之後,以“修善功德”“因缘业报”为核心的慈善思想广泛流传。

美国遗产税的起征点较高,并按物价指数浮动。在20 世纪上半叶,遗产税最高税率一路上涨。1916 年遗产税税率为16%,到1935年最高税率达到70%。后来几经调整,又有所下降。

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之後,中国人对财富的欲望强于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我们变得尊重甚至崇拜富人,无论他们是通过勤劳的双手还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财富,我们蔑视穷人,因为穷人简直就成了懒惰和无能的代名词,我们对贫穷充满恐惧和不解。

遗产税,相当不利于富翁们把万贯家产留给下 一代。2000年的美国遗产税法规定:遗产在65 万美元以下的免征遗产税。遗产税只对超过的部分征收,税率以递增方式计算,共分17 个档次,税率最低为 18%,之后每个档次以一万美元或两万美元向上递增,税率也以2% 或3% 向上攀升,最高档为300 万美元以上,税率高达55%。

矛盾便产生了,整个社会在否定穷人肯定富人同时,却被仇富的怨念笼罩着。

让富人头痛的不止上述内容,美国税法还有一条规定:遗产受益人必须在继承遗产前,先交纳遗产税,然后才能办理遗产手续。

“说中国人仇富的一般是指那些现行的富人阶层和他们的直接受益人!言下之意很明显,穷人不仅自己没本事,而且还红眼病见不得别人好!” 张朝阳就曾在一次福布斯论坛上激烈地抨击了当代人的财富观,“中国现在的富人多数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多少价值,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确实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现阶段的中国这样的富人却只是少数!现在中国仇穷仇的有些变态,几乎没有正义和良知;同时崇富也崇得有些变态,只要能富干什麽都在所不惜。用一句话形容:已经到了为了钱不惜出卖一切的地步了。”

例如,在纽约长岛有一座美丽的庄园,原来是美 国总统希思福家的豪宅。房子依山傍海,花木葱茏,现在变成公共博物馆,就是因为希思福的子孙不争气,拿不出钱来缴纳遗产税,这种豪宅短期内又卖不出去, 只好将祖宗辛苦建起的家园捐献出去。

2010年6月16日,巴菲特在财富杂志上发表的公开信上完整的表述了自己对财富的看法:“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使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享乐,但许多物质上的享受却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生活享受。我喜欢拥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但拥有几座豪华的住宅将会是一种负担。很多时候,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最後成为财富的奴隶。我的家族就算把我的财富多用超过1%,也不会增添更多的快乐和幸福。相比之下,其馀99%的财富却可对其他人的健康和福祉产生重大影响。”

再比如,比尔·盖茨如果没有把全部财产580 亿 美元捐赠掉的话,他的子女想要拿到这笔天文数字财 产,先得交319 亿美元的税,同时还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两税相加,达到遗产价值的70% 以上。好在美国税法还有抵税条款,这就涉及到了慈善对于财富保护的作用。

于是,中国富人成为世界闻名的奢侈群体。他们拥有8.6万元一粒的橄榄、99999元一盒的月饼,几十万元一桌的年夜饭,7000元的玫瑰和38.6万元的花篮。现在,人均GDP排名世界100多位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

美国从1913 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仅仅4 年 后,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规定捐款或实物捐赠可用来抵税,所得税可抵税部分最高达15%,借此鼓励民众捐赠行善。1935年,美国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但同时允许公司用捐款抵税。目前,美国个人 所得税的可抵税比例维持在50%,企业的这一比例则为10%。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财富曝光在审视的目光中。“如果从企业家来讲,在中国做企业他前面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企业家不一定哪一条阴沟里就翻了船,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跟他企业发展毕竟没有太多的关联,他不想引起更多的事端。”华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迟毓凯分析说,“内敛不张扬更符合传统中国人的审美,公众多是因为这种审美而要求做好事还不张扬。所以一旦被曝光,老百姓就觉得不舒服。”

巨额遗产税、捐款抵税制双管齐下,做慈善既规避了遗产税,又得了名声,还抵消了部分个人所得税,谁不愿意呢?

绝大多数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都有这样的困惑,被称为中国“贫民百万富翁”的曹德旺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规避遗产税制对家族财产的分割,欧美社会 的富豪家族,通常都会将财产置入私人控制的福利基金会,这样就可以规避遗产税的分割。这种基金会名义上是公益性质,但每年最低只需要捐出总额5% 的资金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就能保证基金会名下的巨额财富始终受这个家族的后人控制。

他曾在2009年2月宣布捐赠其所持福耀集团70%股权给慈善基金会,後被证实为60%,这一几乎裸捐的行为瞬间引起了人们的猜疑。一向低调的曹德旺也被迫开门迎接一拨一拨闻风而来的记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就曾抱怨说:“不捐说你吝啬,捐了也不行,社会上对做好事的人要求太完美了,心也太急了。”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亿元,其善款分配如下:玉树1亿,西南五省区市2亿,福州市图书馆4亿,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

如今,在欧美国家有这样一句话,慈善事业对于富人而言,“就如同人们呼吸一样正常”。

王石也是其中的典型,其因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发表“慈善不应该成为负担”的言论而受到网友的围攻。

在中国,遗产税尚未征收,可供大众选择的慈善渠道也并不完善,虽然基金会的模式正在逐步发展,但传统的红十字会和希望工程仍旧占据了60% 以上的 慈善捐助方式。

汶川地震三天后,万科集团捐赠了200万元,王石在其博客《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中表达了自己对捐款以及慈善事业的理解。他说:“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使慈善成为负担。”

新出台的《慈善法》有望改变这一切。《慈善法》 规定,慈善组织及其取得的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捐赠人想慈善组织捐赠实物、有 价证券股权或者知识产权的,依法免征权利转让的相关行政事业性费用。

公众开始围攻王石以及万科。万科的股价从5月15日至5月20日跌幅多达12%. 後来,王石及旗下万科不得不以更多的赈灾之举以求从舆论漩涡中脱身。其中包括支出1亿元以内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後恢复与重建工作。

由此可见,新法不仅扩大规定了享受慈善税收优 惠的主体,还对股权、有价证券等财产形式的转让制定了优惠政策。这意味着,通过慈善基金会等方式来保护和传承财富,不仅可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同时 还可以确保股权、资产等财富的完整性。虽然关于这 一点,《慈善法》只模糊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来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但不可否认今后“富人慈善”不再只是个人社会价值的体现,更是个人价值的保护。

当然,除了贫富对立的矛盾冲突之外,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慈善观念也是慈善事业面前最大的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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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慈善体系早在战国末年,《礼记。礼运篇》中就提出了要使世界“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这本应该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中国人慈善观念的雏形。但後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发展成为了君王将相的政治理想,也成为老百姓对明君的期待。

精神财富更需要传承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曾制止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救贫,“汝之民饿也,何不白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焉。”这句话明确表明,政府才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合法提供者,私人济贫的行为是在影射政府的无德,而这种官办慈善的传统也直接导致了今天中国民间慈善机构的缺失。

邵逸夫曾说过,“慈善家是企业家最高的境界”。

数据显示,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到2004年为止共为395个,而美国1998年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就达120万个之多。另外,美国目前各类慈善基金组织可以支配6700亿美元,资金规模占美国GDP的9%.美国的慈善捐款83%来自个人,4%来自公司企业,13%来自政府。而我国的慈善捐款只有20%来自个人,80%来自公司企业。美国2006年慈善捐款达2950亿美元,占其GDP总值的2.2%,而我国同期慈善捐款占GDP总值仅为万分之五。

如今中国越来越多的富豪阶层意识到,家族财富传承不仅仅是物质的传承,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如果说“财富”是一种看得见的显性传承,而从心里长期累积起来的美德、文化、文明等看不见的传承,则是一种“隐性”传承,而这往往是被人们忽略的一种珍贵的东西。作为财富传承者,需要面临的最大的命题是“我到底是谁?”“财富对于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官办慈善的弱点有很多,比如说筹款能力有限、社会效益很难最大化等等,但其中最坏的就是容易滋生腐败和权钱交易,这直接导致企业家、普通民众甚至是整个社会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感慨说,“目前,中国可以公开募捐的三个系统,民政部、基金会系统和红十字会系统,这三个会拿走了民间捐款的90%,最後用的大部分都到政府那里用,但政府机构缺乏透明度。”

从这个角度上说,慈善,可以被看作是鼓励子女与外界接触的重要渠道。家庭成员可以通过慈善领悟财富的真正意义,并对父辈、祖辈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感到无比骄傲,进而形成对家族的进一步认同。许多后辈由此延续了前人的慈善事业,甚至将其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中。

另外,现行慈善体制上也存在种种限制。目前,只有捐钱给国家主办的少数几个慈善机构才能享受比例只有3%的税款减免,这极大地限制了富豪们对慈善事业的投入。而在美国,当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可以减免10%的税款。

家族慈善,能够解决如何有意义地花钱这一问题, 而且还承担着一个家族关于传统及价值观的传承重任。显然,这才是打造成功家族的核心,继而增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中国企业家正处于一个资产配置和传承的关健时期,采用规范的方法参与慈善,并使其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对家族财富、社会发展都非常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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